宣传与做戏
就是那刚刚说过的日本人，他们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做“善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a“，而是“对外说谎”的意思。这宗话，影子是有一点的。譬如吧，教育经费光了，却还要开几个学堂，装装门面；全国的人们十之九不识字，然而总得请几个博士，使他对西洋人去讲中国的精神之文明；至今还是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总支撑维持着几个洋式的“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还有，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
不过，这些还是究竟有几个学堂，几个博士，几个模范监狱，几个通电，几套军装。所以说是“说谎”，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之所谓“做戏”。
但这普遍做戏，却以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了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尚属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堰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只好算是发昏了。
不幸因为是“天地大戏场”可以普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例如杨缦华女士用自己的天足，踢破小国比利时女人的“中国女人缠足说”，为面子起见，用权术来解围，这还可以说是很该原谅的，但我以为应该这样就拉倒。现在回到窝里做文章，着就是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堰月刀；而且又将那文章送于中国的《申报》上发表，则简直是提着青龙堰月刀一路唱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了。难道作者自己忘记了中国女人都已经自己催眠，觉得全国女人都已穿了高跟鞋了呢？
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相象的还多的很，但恐怕不久天地就要亮了。
注：该文选自作者于1930年至1931年所作杂文集《二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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