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虹：一个人的百年
余虹：一个人的百年今年7月8日，我和同门师兄弟回四川大学参加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22年前我随石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举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我们同门师兄弟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回母校为先生祝寿。见到先生那熟悉而年迈弱小的身体，我们都百感交集，嘘唏不已。
一百年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所谓多事多难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百年，竟让一个弱女子扛过来了。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德里达在去世前感叹所有的人都是缓期的幸存者，他说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石先生是这样的幸存者吗？当然。然而，是什么让她得以幸存？是什么给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坚韧呢？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女人，一个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灾难和不幸最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么力量、智慧和耐心活过来的，并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严？
就在去参加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不忍受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
在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百年选择活下去，不是赖活而是好好地活，这其间要忍受多少无法忍受的时刻，要承担多少难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了。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战争、改革、政治、资本、主义、运动、敌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权、解放、反动、进步、国家、民族、中国、西方、阶级、政党这些巨大的词眼曾让多少弱小的生命为之激动和献身，石璞也不例外。但令人惊讶的是，无数柔弱的生命都被这些巨大的词眼压垮了而石璞还健在，无数生命之火都在这些词眼的巨大阴影中熄灭了而石璞还自有其光彩。看到这个百岁老人得体而整洁的衣着，看到她平和、安详、自在而阳光的神情我便想起了一个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在波士顿访学期间，我认识了这位老太太并在同一幢房子里住过两个月。这位老太太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阳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阴影与凄凉。她的衣着总是生气勃勃而脱俗得体，她的神情总是平静而充满喜乐，她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能帮你什么？”“最近我很忙。”的确，她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在厨房和餐厅里帮忙就是在附近小学做义教或在教堂做义工，在儿子家过周末，在教堂过周日。她的形象与我记忆中的老太太出入太大。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风烛残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皱纹和弯曲的身体上布满夜的阴影，其孤寂、清冷与悲戚的气息多少都会招人同情与怜悯。这位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呢？她非常阳光，见到她每每让我自己觉得有些暮气沉沉和些许的自怜。这是怎么回事？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而一个中国老太太呢？尤其是经过这一百年革命洗礼的老太太，她靠什么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人需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所谓善（社会正义与神圣信仰）者非他，人的终极依靠是也。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以各种方式创建着这种善，也以各种方式摧毁着这种善。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于是，一个问题困绕了我：在石璞这位中国的百岁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国老太太身上的阳光？那阳光从何而来？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1907年石璞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是一位开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学校长，姐姐与姐夫都是北大学生，与鲁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响，石璞向往新学，从中学开始便学外语，其后上国立成都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外语系，毕业后从教一年又碾转跋涉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就读。1933年石璞从清华毕业到杭州省立一中教书，其间因翻译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狒拉西》与希腊三大悲剧《阿加门农》、《安提戈尼》《美狄亚》而蜚声学界，1936年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到川大外文系从教，其后60余年都在川大，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代主任、中文系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早年的石璞是一个标准的新青年，甚至是一个愤青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代，她的祖母因她的母亲未生男孩而要她父亲娶二房以续香火，对此她非常愤怒，甚至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她参与了进步刊物《前进》半月刊的创办，并写了题为《前进曲》的发刊词。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了成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主编《捷报》副刊“凯风“，并在《工作》、《笔阵》、《文艺后方》和《战潮》等进步刊物频繁发表文章，还多次组织募捐、慰问抗属、举办义卖画展等。解放后的石璞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真诚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她不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当然，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她也经历了主义与现实的分离，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痛苦，经历了志业、政治与权力的纠缠。
石璞是一个欧美文学教授，从事欧美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是她选择的志业。韦伯曾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志业应独立于政治和权力，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工作。这种学术意识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并导致了他们的书生意气与现实悲剧。其实，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实关系中，选择以欧美文学为业就意味着选择危险。在极左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学/西学、旧学/新学、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学术关系背后是反动/进步、敌/我之政治关系。在此，没有什么纯粹的学术行为，一切学术行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历史发展的线行逻辑（反动/进步）与阶级对立的政治逻辑（敌/我）交织而成的政治法庭上，传统国学当然是最倒霉的旧学，“旧”意味着落后与反动，意味着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敌”；相对而言，现代西学是得宠的新学，“新”意味着革命与进步，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我”；而在现代西学中，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俄苏文学又比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欧美文学更为革命和进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后者则是“敌”。
受这种政治逻辑的支配，在解放不久的1952年，四川大学校方将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妇调到中文系并任命其丈夫李梦雄教授（也以欧美文学为业）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强中文系的工作。当时的川大中文系是国学教授的云集地，派一对搞西学的夫妇去“加强”和领导该地，隐约可见当时的政治权力对国学与西学的基本看法。对学术背后的政治，石璞夫妇并不清楚，对复杂的权力纠葛他们更无敏感。从表面上看，石璞夫妇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但实际上，在中文系那历史深远的权力关系中，他们成了国学权威的异己。当超个人的政治权力将个人间的学术关系变为政治关系之后，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石璞夫妇与中文系一位国学大师的积怨也许当从这一根源上来理解，此一积怨让这两家对门邻里几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见石璞夫妇在中文系的真实处境。正因为如此，不到两年石璞夫妇又调回了外文系。
如果说，校方派石璞夫妇去加强中文系的工作与领导表现了权力对新旧之学的厚薄，石璞夫妇回到外文系后的命运与专业调整则反映了权力对欧美之学和俄苏之学的态度。1954年石璞回到外文系并被任命为外文系代主任，但不到一年，外文系停办。为何？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川大外文系其实就是英语系，而英语和英美文学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象征。外文系停办后的大批英语教师被派到哈尔滨学俄语，外文系要办成俄语系，因为俄苏文学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时代潮流与权力高压之下，李梦雄教授在外文系复办后改教俄苏文学，石璞教授则调到中文系继续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但开始将教学与科研的重心转向文学理论。1950年代大学里的文学理论其实是马列文论的代称，搞文学理论意味着搞马列。只有搞马列文论和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性地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与研究，石璞的工作才是合法的。一些人指责石璞的《欧美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史纲》贴了很多马列的标签，这种指责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首先，石璞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真诚信奉的，她并没有违心地做秀；其次，她的著述的确贯穿了对马列原理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当然，这种指责也挑明了某种无法选择的命运。石璞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才能未能完全发挥，原本还可以做更多事情，写更多东西的。比如在我的《欧美文学史》中，有些艺术性高的作家、作品没有写，或评价少，或不够客观。当时只能那样写，比较多地强调艺术性不符合当时的需要，就不能多讲，不敢多讲，不然就会被说成宣传封资修、宣传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搞和平演变，那就担待不起了。”
石璞不是那种挺身反抗的学术勇士，也不是那种彻底拒绝而沉默的思者，但却是一个尽可能真诚说话的学者。其实，我们很难说这三者谁更高贵。没有挺身反抗，黑暗将没有尽头；没有彻底拒绝，谬误将四处泛滥；而没有真诚地说话，即使是裹挟在谬误中的真理和纠缠在政治中的知识也会在无言中消失。1980年当我第一次读到石璞先生的《欧美文学史》时，非常激动，因为此前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扬周翰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外，别无系统完整的相关著述。《欧洲文学史》虽体大虑周，但只是一个详细的论纲，作为集体之著述它也太过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欧美文学史》，它的个人著述性与详实细微使我获益良多，尽管我不喜欢那些混杂其中的主义话语。在我的学术记忆中，《欧美文学史》始终是一个要不断返回的路口，因为它启示我在一个沉默的时代真诚说话是多么不易和重要。
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石璞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是命运。如何过一种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还是切实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是牢骚满腹地抱怨命运，还是心平气和地承担命运？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沦，还是在一种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选择了后者，因此而走过了百年。
石璞的百年没有什么惊人的壮举，她不是什么道德英雄，也没有什么浩然之气和慷慨之节，但她有最朴素的良善和最传统的智慧，仅此就足以使她举重若轻，历险而在。1957年石璞申请入党而成为预备党员，1958年下放劳动接受组织的考验，在转正会上有人批评她不揭发带队队长男女作风的问题，没有政治觉悟，对此，她保持沉默。结果她的入党转正未获批准，一直到1980年才作为冤假错案予以纠正。事后石璞很平静地说不管男女作风的是是非非如何，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告密我做不出来。有一次，与石璞一家结怨的那位教授在下楼梯时仰天摔倒，她的女婿将他扶了起来，她家的保姆说：“你扶他做啥子嘛，他整你们整得那个样子，让他在那儿呆着吧。”石璞说：“人摔了，还是应该扶起来，他做得对。”文革期间，面对各种委屈与罪恶石璞既没有慷慨激昂地反抗，也没有违心地附和，同样保持了沉默。与一些惊世骇俗的道德英雄相比，石璞的沉默仿佛是不道德的，但谁又有权利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极端危险的时候去连累儿女亲友呢，这种连累道德吗？在世事喧嚣的百年生涯中，石璞的基本情态就是沉默与忍耐，默默地承担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执受那最朴素的善。也许正是这种沉默与耐心使石璞能历百年沧桑而不倒.
如果说朴素的良善滋养着石璞的内心，传统的智慧则是她抵御外来伤害的法宝。石璞一生崇奉老庄，淡泊名利，无心自然。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间，石璞的工资从未额外上涨，四级教授的头衔一以贯之，而以她的成就与资历争个二级教授额外涨几次工资理所当然，但她不争，也不怨。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石璞多次被作为改造对象下放到农村与工厂劳动，被人吆三喝四做工拾牛粪，在文革中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面对非人的凌辱与迫害，很多人都无法忍受而发疯自杀，石璞终能泰然处之。对石璞来说，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恶意伤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无论白天的处境多么险恶，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对我说：石璞低调，所以长寿。此言甚是。但我要补充的是：低调不低，所以高寿。
也许现在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了：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与智慧是让一块石头成玉的珍宝吗？“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url]http://www.folkchina.org/user1/155/10494.html[/url]
良知、责任、使命！
精神上的“食洋不化”，是中国当代学人的通病。我们民族精神的根基是什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为什么陈寅恪、雄十力等几位新儒者在文革时期遭遇那么大的苦难，都能葆有独立不迁、刚毅坚卓的学术品格！
而余虹教授却选择了逃避与放弃…，我为此非常惋惜！
有些学者习惯以学术性的抽象方式来理解整个世界，殊不知换一种思维，对具体事物展开考察，会别有洞天！
[[i] 本帖最后由 上善若水 于 2008-1-2 08:26 PM 编辑 [/i]] 搞研究搞到自己都不行了还有什么乐趣？这种心态怎么能搞学术，学术可是玩出来的，唉！
如果从赫伊津哈的游戏理论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生命是与学术相连的。如果从赫伊津哈的游戏理论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大自然给我们的是游戏,是有激情、有欢笑、有愉悦的游戏。”
“游戏与严肃性之间的对立常常是含混的，游戏的自低一等的感觉一直与其严肃的自高一筹的感觉相抵消。游戏可以求助于严肃性而严肃性也求助于游戏。游戏可以升到优美和崇高的高度。而严肃性与这高度远不相称。”
最高境界的游戏是近似宗教的。
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宗教徒愿意为宗教信仰而死。
余虹教授对生死的选择，是让人遗憾的。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他的这一做法，同样如此浮躁不堪。他逃避了他作为学者理应承担的学术使命与社会责任……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i] 本帖最后由 上善若水 于 2008-1-4 11:20 AM 编辑 [/i]] 看你写的很有道理！
看来你是找到知音了，哈哈。 [quote]原帖由 [i]小鑫33[/i] 于 2008-1-4 12:49 PM 发表 [url=http://bbs.chinatyxk.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8982&ptid=4848][img]http://bbs.chinatyxk.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看你写的很有道理！
看来你是找到知音了，哈哈。 [/quote]
“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
—《文心雕龙》 南朝梁·刘勰
在古典文化中追寻精神家园。
将灵心化为飘逸文字，启迪后世知音。
这才是明智的。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弘一法师
[[i] 本帖最后由 上善若水 于 2008-1-5 11:21 AM 编辑 [/i]] [转帖］愿余虹教授是微笑着离开的
愿余虹教授是微笑着离开的
作者：wallflower 2007-12-07 22:42:40 发表于：博客中国
1.
深圳作家王四四在名为《我们现在还相信什么》的文章中讲到了他两个朋友的故事。第一个朋友觉得他现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左手帮右手挠痒痒,右手想,挠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劲,然后要干什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样这么寻思。结果,害得(他)多花了一倍的劲。”第二个朋友“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什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这两个都是关于不相信的故事,一个是自嘲,另一个是教儿子吃了亏要学乖,生动地刻划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犬儒主义。〔注1〕
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注2〕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疾俗的一面,也有委屈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犬儒主义在其它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中也存在,但是普遍到一般人觉得左手、右手之间的信任都出现了危机的情况却并不多见。这种危机是整个公众政治和道德生活危机的冰山一角。当今中国社会的犬儒主义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怀疑戒备心态,而更是一种人们在特定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形成的生存方式。与这一统治和被统治关系有关的犬儒主义,分别表现为在上者的第四权威和在下者的现代现实主义。它们的形成和特征,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url]http://hi.baidu.com/weimeizhiyun/blog/item/d72cfeef1f1429eccf1b3e77.html[/url]）
2.
中国的特权制度表现为：
一、官本位的等级制度。
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的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的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
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25级制、15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方丈、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的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文件，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的级别高低。
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的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
所以，25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87倍。
据有关调研报告：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
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见《中国财富》2007年第10期）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
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据海关统计，在2005年“油荒”前6个月石油巨头共出口成品油759万吨，同比增长48.6%，而进口却下降了21.1%，6月份的同比降幅更达到22.6%。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燃料油的进口上半年同比下降了17.6%。
中石化2005年实现净利润395.58亿元，另外还获得中央财政补贴100亿元。这些国有企业凭借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消费者每多支出1元的粮油成本，农民得到的好处不足0.15元，而中储粮等特权企业赚去了0.85元以上。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的农民工。
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
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
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
而且，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等特权城市。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
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
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
据新华社哈尔滨2007年11月13日电：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
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
少女纪海云被污卖淫，被警察毒打3个小时，下体、大腿内侧被棒打、鞋踢、脚踩，医生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姑娘被打成这样的，真是惨不忍睹。
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
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
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
据新华社南京2006年2月18日电：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来只有4~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
据《法制晚报》2007年4月26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7：3。
据《南风窗》2006年3月1日报道，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4000-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另据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
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但大部分资金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是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
2007年5月28日上午，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官员们的心中其实在说：我才是祖国的花朵呢！），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的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
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
银川市举办首届中小学运动会，各级领导轮流发表宏篇大论，台下四十名八九岁的女生穿着单薄的表演服，在低温的寒风中苦苦等待了1个小时。
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
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
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
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美国也有帮助弱势族群的录取政策，但绝不可能照顾发达城市。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
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
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平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了踪影，成为沉默的大多数。（[url]http://www.huxingdou.com.cn/[/url]）
３．大学是围城又不是围城，说是围城，是大学精神已死；不是围城，是说大学里积聚着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社会的良心，他们把思维的触角已经伸进社会的各个领域．是选择 现代犬儒主义，还是积极融合到谋求特权组织下求得一荫护？义利，荣辱，气节，传统和现代甚至后现代，在这个社会纠集难以取舍时候，社会上要么多了很多哲人，要么平添许多疯子！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要选择什么？当发现一切无助都那么不可战胜时，选择不选择或者说自然选择或者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不在场＂，也是一条另类的＂在场＂．大学，不再是精神自由的净土；也不是学术自由的城堡；人文精神的滥觞！
人死超然，愿余虹教授是微笑着离开的－－因为眼中有着天堂的憧憬！ [转帖］余虹＜三峡有那么好吗＞
《三峡好人》有那么好吗？
余 虹
《读书》今年第2期头条发表李陀等人有关电影《三峡好人》的长篇座谈记录，读罢一个疑问总在脑际：《三峡好人》有那么好吗？是他们谈得过了头，还是我的脑子跟不上？因为他们之所谈和我在影片中之所见出入太大。带着这个问题，我上街买碟重新再看，看罢我还是没法抹掉第一次看影片之所见。平心而论，相对于那些*装神弄鬼且不惜出卖基本道德底线来获取票房的大片，《三峡好人》的确是够好了，至少它关注了现实民生，并守护了善，但遗憾的是这种关注被草率和肤浅断送了。在该座谈会上，导演贾樟柯本人非常诚实地谈到了该影片的急就性：“我去的时候是想拍记录片，但是最后改为故事片的时候我非常着急，给我剧本的时间并不长，┅┅。”以一种急就的方式完成一个“史诗性”的、“深描写实主义”（汪晖）的、“故里现实主义”（李陀）的、给人以“19世纪的感动”（西川）的、有“许多诗意”（欧阳江河）的作品吗？我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影片给我的也离座谈者之所言相去太远。
诗人西川敏感到影片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故里的事情。“这个故里的每一块砖瓦、每一个噪音都是故里，每一句骂人的话都是故里。”的确，影片细致地展现了一个正在被拆迁的故里，它的被拆迁状态（废墟状态）触目惊心，但我总觉得这个被拆迁的故里缺少点什么？缺少什么呢？所谓故里即“某人在此出生并从小生活在此的地方”。影片中的这个地方即“三峡”，具体而言指奉节一带。影片中的故里缺少那在此出生并从小生活在此的“某人”。也许，你可以说，韩三明的妻子和那些本地船工、拆迁工就是这个“某人”，但他们与故里的关系，尤其是与正在被拆迁的故里的关系在影片中空缺（故事的两个主人公都是外乡人）。一个没有“故里人”在其中的“故里”乃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血肉、没有疼痛、没有历史、也没有现实的“风景”（影片中“故里”就不时向“风景”漂移），最多是一些没有切实所指的“空洞符号”（比如废墟）。作为“风景”与“空洞符号”的故里（三峡）乃是影片给我的故里，一个缺乏故里人之切身性的故里。至于西川谈到的故里则更像是诗人心里的故里，一个在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中虚构的、超历史的、类型化的、安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也没有什么可以的故里。影片中的夔门、江水、云彩、噪音、骂人的话等等在诗人心中唤起的是这个故里，他又把这个故里安在了影片中的三峡。所谓“诗意”便由此而来。
汪晖认为影片的中心主题是“变化”，是大规模的、集体性的变迁。“各种各样的叙事要素围绕着变化而展开，故里正在消失，婚姻、邻里、亲朋的关系也在变异。”因其对社会变迁的展示和对这个世界变迁的思考，影片具有了“史诗的味道”。汪晖的分析与西川的说法一样有启示性，但也有些过头和失当。影片的确展示了变迁，但并没有揭示、暗示这种变迁的意义，即缺乏对特定的社会性变迁的独到理解与思考。汪晖就该影片所说的大规模的、集体性的、社会性的变迁显然指的是“三峡移民事件”。此一事件的确给巨大的人群带来了摧毁性的变化，因此，就此一事件来叙述大规模的、集体性的、社会性的变迁乃是影片获得史诗性的前提。但遗憾的是影片并没有真正进入这一事件，换句话说，影片没有写这一事件中移民的命运，移民只是一个背景，影片的主人公在此事件之外。如果说影片的主题是变化，那也只是与三峡移民没有直接关系的变化，因此是没有多大社会历史性意义的变化，比如影片中夫妻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背景完全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地方）。至于作为背景的拆迁废墟所暗示的变化因与移民之具体命运缺乏关联而成为空洞的符号。其实，正是由于缺乏对三峡移民事件给移民带来的变化的深入了解，以及对这一现实事件之历史意义的独到思考，致使编剧者诚实地选择了“由外观看”而不是“由内揭示”的策略，这就在根本上放弃了史诗性的可能。对此，编剧贾樟柯说得很清楚：“在做的时候我跟副导演一起商量，我说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电影，因为我们是外来人，我们不可能像生活在当地的真的经受剧变的人民了解这个地方，我们以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写这个地区。”
以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写这个地区就注定了只能写这个地区表面的变化。三峡移民事件给移民带来的最为根本的变化是什么呢？是移民与故里的彻底分离。那曾经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骤然之间就从自己的生命中消失了。摩托仔指着江面说自己的家就被淹没在水底；旅店老板住进了桥洞；色衰的暗*弃家只身前往广州；因公伤残的工人没有社会保障且只得服从大局迁往广东；活蹦乱跳的小马哥转眼间成了埋在拆迁废墟中的手机铃声；在拆迁中谋生的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去远方找活路┅┅。这些白描式的镜头多少表达了底层民众在这一重大事件中的彷徨、无助与无奈，但仅仅是“表皮的略过”，与三峡事件有关的现实深度也就停留于此，最后镜头又含混地指向了人生的荒诞与无常：一个划空而过的飞碟，一座纪念塔冲上云霄，一个人在空中走钢丝。“带着摄影机闯入这座即将消失的城市，看拆毁、爆炸、坍塌，在喧嚣的噪音和飞舞的尘土中”，作为一个外来的旁观者，编剧感觉到并刻意想表达的是“即使在如此绝望的地方，生命本身都会绽放灿烂的颜色。”这种诗性信念我们非常熟悉，但如果根本就没有深入“如此绝望的地方”，所谓生命“绽放灿烂的颜色”也只能是空洞的虚构，这就是《三峡好人》的故里诗意。
故里从来就被故里人相信是“自己的”地方，但在此移民事件中，故里断然成了“别人的”地方，故里人被命令放弃自己的地方。命令的不可抗拒性揭示了一个可怕的秘密：故里从来就不是自己的，因为自己没有主宰、保护它的权利。故里只是一个暂时被恩赐又随时可以被收回的地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才是故里人忘记了的生存真实与历史命运。所谓变化不就是这一不变命运的凸显与轮回吗？就此而言，那变化中的不变者才是变化的根源与命运，而对此命运的思考才具有史诗的力量。史诗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既是描绘社会历史性变化的“史”，更是启示人思考变化之根由的“诗”。《山峡好人》既没有深入描绘社会历史性变化，也没有启示人思考变化的根由，因此，谓之“史诗”就有些离谱了。
影片的现实主义品格是座谈者一致推崇的，对此，我基本赞同，但也有所保留。影片关注现实的意向与善的情怀非常珍贵，尤其是在“大片”逃离现实、背弃良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不过，影片给出的现实还缺乏足够的艺术力量，因为它没有成为启示观众深入理解现实的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作品中的现实都是符号性的，它表达着作者对现实的理解，也开启着观众对现实的理解。那种用“复杂性”、“模糊性”、“暧昧性”等等说法来搪塞在现实理解上的无能是不可取的。任何严肃的艺术都是理解现实和解释现实的方式，这也是艺术存在的根由之一。现实是一团乱麻，艺术是揭示其内在秩序的方式而不是进一步扭麻花的游戏；现实是一团浑水，艺术是将其澄明的方式而不是进一步搅浑水的把戏；现实有多种意义，艺术要扑捉那揭示真相的意义而不是真假不分照单全收。因此，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对现实的理解和解释，尽管这种理解和解释暗藏在对特定现实的虚构与描述中。
在《三峡好人》中有两大现实：其一是与三峡移民事件有关的现实（拆迁地的背景，比如废墟），其二是与三峡移民事件无关的现实（两个外来人的故事）。崔卫平说“废墟”才是这部影片的主角，这种说法触及到影片的一种关注或崔卫平本人的愿望，想让废墟成为主角，想关注由之象征的重大现实事件，可惜的是编剧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废墟并未成为主角，只能退为背景，主角仍是外来人的故事。对此，贾樟柯本人是诚实的，“当时我也很矛盾，是以一个在当地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感受这个故事，还是以外来人进入到这个现实里面展开讲，我后来觉得应该以一个诚实的视角进入，所以就采用了两个外来人来到这个地方，可能有很深入的介入，可能有表皮的略过。”贾樟柯在此说到的现实指就是与三峡移民事件有关的现实，即崔卫平说的“废墟”。那“在当地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显然是与废墟切身相关的人。对当地人来说，废墟般的现实具有切身性，对影片的两个外来主角而言，废墟般的现实则只有旁观性。由于缺乏对处身现实（移民事件）中的当地人（移民）之命运的了解与思考，编剧就不可能以当地人的视角进入当地的现实，不可能对这种视角中呈现的现实进行反思性表达。对编剧来说，选择外来人（看客）的视角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遗憾，而非应当如此的选择。当然，进入现实的视角可以是多元的，但就重大现实事件之现实性的表达而言，“切身性视角”是最为“基本的视角”，因为重大现实事件的现实性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它所导致的人的现实命运。由于缺乏这一“基本视角”，影片所呈现的就只是有关“废墟”之外部观看的印象碎片，这种碎片能构成现实性和史诗性的要素吗？
“与三峡移民事件有关的现实”因背景化而虚掉了，“与三峡移民事件无关的现实”则因韩三明那朴素的善而落实（另一对夫妻的故事也只是一个陪衬）。这朴素的善是变化中的不变者，是小百姓生存现实的最后支撑，也是韩三明妻子未来的等待，这大概是影片中真正落实的现实与感人的要素。编剧所谓“有很深入的介入”的现实其实是他熟悉的后一种现实，那“可能有表皮的略过”的现实恰恰是他不熟悉的前一种现实。就后一种现实而言，它的确是“深描写实主义”，就前一种现实而言，它则是一种“表皮现实主义”了。座谈者谈论的恰恰是前一种现实，所以有些言过其实。
从这两大现实的区分中，我们可以看到编剧者的优长与限度。早在《小武》中贾樟柯便展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天赋：对俗常人生的素朴之善及其现实状态的超常敏感，对视听叙事之细节要素的简要运用，这一天赋在《三峡好人》中也有绝妙的表现，那就是对三明故事的叙述以及对废墟场景与噪音的细描；然而，当贾樟柯试图进入重大历史事件所导致的现实时，他的艺术限度就突出了。《三峡好人》之不如《小武》，就在于它把两种现实机械地拼凑在一起，尤其是把他不甚了解且缺乏深入理解的现实急就地拼接在他熟悉的现实上，使影片中的“现实”成了不伦不类的拼盘。
再看“好人”。影片给我的“好人”似乎没有座谈者说的那么玄妙，他就是韩三明那样的人，那种始终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保有素朴之善的人。其实，三明之为“好人”在他所用的手机音乐“好人一路平安”中就有明确的暗示。写三明式的好人，以及这类好人的品质是贾樟柯的拿手好戏，也是他的艺术所具有的道德力量所在，甚至像“小武”那样坏在其外好在其中的人也是这类好人，至少是西川说的“不饱和的”好人。问题同样在于，将这样一个“好人”与“三峡”所象征的移民事件关联起来是否合适？三明式的好人是超然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之外的，换句话说，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社会时空中都可能见到这种好人，因此，他与三峡移民事件没有特殊的社会性关联。尽管三明式的好人有永恒的意义，就象最素朴的善具有永恒的价值一样，但那毕竟是一种社会性内涵稀薄的好人。在特定的社会境遇中，尤其是在重大的社会性事件中，“好人”具有复杂的社会性内涵。面对离乡背井的命运“顾全大局”是“好人”；面对移民纠纷“让一步”是“好人”；邻里有难“援之以手”是“好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好人”；循规蹈矩，“遵纪守法”是“好人”；世态炎凉“重情守义”是“好人”。“好人”的社会性内涵会在重大的社会性事件中变得尖锐而充满悖论，因为你顾全的大局可能有问题，你在纠纷中让一步可能让不义进两步┅┅；你的“好人”之好就得打个问号。还有，在重大事件中，“好人”之“好”也在经受考验，一个日常好人可能会在重大事件中面目全非，“好人一路平安“的日常信念也可能遭到彻底的颠覆。因此，重大社会事件给严肃艺术提供的是这样一个契机：“好人现象”会成为反思个人生存和社会关系的入口，而不是一个预定的出口，这才是高品质艺术世界中的好人！一个与问号关联在一起的好人！
从以上分析可见，《三峡好人》中既没有作为移民事件之象征的三峡，也没有在此事件中的好人，因此，它多少有些文不对题。其实，影片的英文片名Still Life（《静物》）更像编剧要写的东西。正如编剧自己所言，他在“一批又一批劳动者”那“如静物般沉默无语的表情中”看出了“一种被我们忽略的现实”，但可惜的是他没有深入这种现实，而是以外来者（两个主角）的眼光把这个现实处理成了旁观之背景。事实上，影片呈现的正是与这个背景没有必然关联的外来人的现实，而不是三峡的现实，更不是“静物”的现实。但编剧何以要“三峡”？而且还要《三峡好人》？我不知道答案。
也许，《小武》还是贾樟柯的一个高度，要超过它并不容易。当然，我更愿意将《三峡好人》看作超越《小武》的尝试，尽管它还不成功，但这种尝试很重要，因为它在向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掘进，更是在大片纷纷堕落的时刻持守艺术的基本责任与良知，因此，我非常认同座谈者的用心。不过，真要让贾樟柯的探索达到座谈者期许的高度，友情呵护固然重要，冷静的批评与苦口的良药也许更重要。当然，你可以说这不过是一次朋友间的座谈，有那么学术吗？的确，如果该座谈只保留在私下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它出现在《读书》这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平台上，并且座谈者都有较高的公共身份，它的是非就不是一群人私人的事了。换句话说，在《读书》上就一些严肃的话题来使行侠仗义之气和抒哥们兄弟之情是否合适？在如此之“气”与“情”的笼罩下就那些严肃的话题能谈出什么样的“理”？这种做法是否顾及到自己的公共责任？这是我要问的。
（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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