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启蒙自己
我们应该启蒙自己前两篇文章谈了“民主暴政”和“理性暴政”的危险性。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公众应该启蒙自己”。这句话是康德讲的，他这里说的是“公众”（Publikum）既被赋予了自由的民众，而不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老百姓”。
丁丁曾在自己的博客上节选登载了康德的《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启蒙？》我注意到，丁丁在节选这篇文章时特别强调了什么是启蒙（成熟状态）？什么是不成熟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至少在今天是非常重要，因为恰恰是有太多的处于不成熟状态的人以为自己已经步入了成熟。康德说，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而这种不成熟恰恰是人类自我招致的。因为不成熟，于是就需要监护人，监护人的保护措施是为这些需要监护的人制定规则和公式，并显示，一旦违背这些规则和公式就会招致危险。因而这些“规则和公式，这些对其天赋进行合理使用（更确切地说是误用）的机械工具，就是一种持久不变的不成熟的脚镣。……只有少数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状态，从而自信地开始前进。”
其实，在我们今天许多人，尤其是经济学家看来，康德所说的这种“不成熟状态”恰恰是最“理性”的：违背规则和公式的成本大大地高于收益。难怪康德要说这些规则和公式是对那些人的天赋“进行合理使用的机械工具……是一种持久不变的不成熟的脚镣”，也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到启蒙思想家所谓的“利用人的弱点以至于由此而来的邪恶和虚荣心等来达到治理的目标”。为什么我们今天所谓的“理性”在康德看来恰恰是不成熟状态呢？到底什么才是成熟呢？
还是用康德的话说，公众自己启蒙（摆脱不成熟状态）是很可能的。“只要他们被赋予了自由，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康德看来，成熟或启蒙，就是自由、公开地运用理性。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个一个极易引起误解的关键词：自由。作为启蒙的唯一条件或不可避免地会让人摆脱不成熟状态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
这绝对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干脆说，这根本不是行动的自由，而是思想的自由。
行动上的不自由实际上并不一定妨碍思想上的自由；而思想上的自由“则能使人们变得愈来愈能够自由地行动”。所谓自由地运用理性，就是“服从，且如你所愿地运用理性”,或按照福柯的归纳：“先纳税，然后理性地批判税法”。这意思是说，“服从”、“纳税”是“一个人在委托给他的公民岗位或职务上对其理性的运用”，即“理性的私人运用”；“批判税法”是“任何人作为一个学者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民面前对理性的运用”，即“理性的公共运用”。理性的私人运用是经常可以被狭隘地限制的，但不致特别地妨碍启蒙进步，因为启蒙进步依赖的是“任何一个人作为学者”时的精神自由。康德在文章中说，在一片“不许争辩，只许纳税”、“不许争辩，只许前进”的叫喊声中，只有一个统治者说，“尽管争辩，不管你想要什么，想要多少，但是必须服从！”他说，“只有一位自己已经启蒙、自己并不惧怕幽灵、同时手中握有一支保障公共和平的百万精兵的统治者，才能够说出一个共和国不敢说的这种话”，这个人就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这位国王给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悖论：“尽管争辩”－－精神上的自由；“必须服从”－－行动上的不自由。而这恰恰是最有利于启蒙的，因为“一种高度的公民自由看起来有利于人民的精神自由，然而在它面前它却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限制；相比较而论，程度较小的公民自由却为精神留下了余地，使它的能力能够充分地得到发展。”
只有精神获得了自由，才会有真正的行动自由；想要摆脱监护人，就必须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还是套用康德的话说，只有当我们能够证明自己“已经不仅仅只是一部机器的人”时，我们才可以获得人的尊严。
[url]http://www.clgs.cn/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41[/url] 光用社会学的眼光探究问题，总是匮乏理论深度。
无论是法学、还是社会学研究，都需要哲学作为思维工具。
[[i] 本帖最后由 上善若水 于 2007-11-18 02:58 PM 编辑 [/i]] [quote]原帖由 [i]上善若水[/i] 于 2007-11-18 02:56 PM 发表 [url=http://www.tiyuol.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7503&ptid=4644][img]http://www.tiyuol.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光用社会学的眼光探究问题，总是匮乏理论深度。
无论是法学、还是社会学研究，都需要哲学作为思维工具。 [/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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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帖最后由 上善若水 于 2007-11-20 03:35 PM 编辑 [/i]]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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