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关注体育改革，是每一个体育人的责任。
利益的驱动, 使中国体育界努力把文化的体育办成政治的体育。一般而言, 利益关系是行为主体之间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 制度结构的变迁也往往体现为利益分配的变化。从本质上讲, 与体制改革相联系的, 正是基本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 即利益格局调整。没有广泛而深刻的体制改革, 就无法打破原有基本利益关系的界定, 从而不可能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反之, 体制性改革必然要重新界定基本利益关系, 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动。从这一意义上讲, 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格局调整。涉及众多深层次的利益关系。由于体育界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希望保持现状, 缺乏内在的改革动力, 这一过程所产生的阻力和摩擦固然是不可避免的, 但要避免由于摩擦过大或在某一时点上过于集中而出现较大的震荡, 从而消耗大量资源使体制变革夭折。因而, 寻求利益格局调整的最小摩擦值, 是构建体育新体制的重要条件。
政治需求的弱化, 将使体育竞技运动权利管理制度的淡化, 使其复归文化本位。中国体育的旧体制要提升为具有更高品位的文化模式, 必须寻找更为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纠正“体育等于竞技、竞技等于金牌、金牌等于奥运金牌”的简化陋习, 避免把体育管理部门的工作浓缩到仅仅是应付国际比赛上, 彻底淡化以金牌作为体育目标的潜意识。体育管理部门要改专权制度为文化制度, 逐渐形成新的模式, 全方位面向社会,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重塑自己健康而完善的理想, 牢固把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当前我国体育的发展进程中, 存在一些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问题。
首先, 在政治方面:
体育的重心到底是“为国争光”还是“为民健康” 除了“重中之重”的奥运会, 还有“民心所系”的大众体育。这是一个涉及到价值趋向的政治行政机构以金牌为目标办体育, 难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体育文化需求。在传统的体育体制下, 身兼管办二重身份的行政机构, 既是体育事业的规划
管理者, 也是体育组织和各项活动的直接操办者。基于高水平竞技体育的特殊地位与显著效果, 行政决策者在自身利益趋向指导下, 往往选择竞技体育作为体育发展的重点进行大力扶持。而体育经费的来源渠道相对单一, 这就使政府用来保障大众体育基本权利的开支相对减少, 造成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内部失衡。由于中国的竞技运动在国际体坛取得辉煌成绩而受到亢奋的赞美和热情呵护, 与伴随着困惑和阵痛的改革保持着相当距离, 游离甚至超脱于体制改革之外。许多体育事业单位仍然保持着事实上的大锅饭, 端着国家铸就的铁饭碗, 吃着计划经济积累
的老本, 人事、分配制度迟迟不动, 面对利益却占尽了改革开放的便宜, 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了明显的不协调。
我国现有的体育体制, 其围绕的核心是专业竞技体制, 它既非职业竞技, 亦非业余竞技, 而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意志化和政治功能化的发 展竞技运动模式。纵观世界竞技史, 这样一种竞技体制仅仅存在于20 世纪以来的前苏联、东欧、古巴、亚洲和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 作为阶段性政府行为, 迟早要发生改变。重心向休闲娱乐领域转移的发展趋向, 是高水平竞技的世界性趋势。统观先进文化, 发达国家的政府较多地介入管理大众体育, 对高水平竞技更多地让社会操办。我国的体育方针政策与之相反———包办高水平竞技运动, 把群众体育推向目前承受能力虚弱的社会。虽然中央领导和社会民众对我国体育长期重竞技轻群体的状况已经提出了批评意见, 但目前优质的体育资源仍然高度集中在体育管理部门手中, 而且继续维持部门所有的体育场地设施的公共资源分割, 对社会各方参与体育形成障碍。在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 光拿金牌交差、“一金遮百丑”的状况再也不能维持。政府必须将纳税人的钱更多地用在群众体育上。提供公益性体育条件, 保障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人群的体育权利, 是各级政府的责任, 并成为各级体育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
中国体育体制的深层改革, 实质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清除传统竞技体制的弊端、使全民健身运会获得国家及社会各方面更大的支持, 这些都需要明确政治导向, 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其次, 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20 多年来, 我国经济保持上升增速态势, 体育产业的发展却不尽人意。为什么体育界努力地想去发展体育产业, 效果却很差 这是一个明显存在的而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需要认真寻找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彻底公有化、只有国家可以调动人力、物力、财力的现实, 形成了在发展高水平竞技运动方面集中全国力量才能出辉煌成绩的思维定势。传统理论认为体育是显示制度优越性的福利事业, 是为政治服务的上层建筑。在追求政治影响而不讲经济效益的计划经济时代, 钱是上面拨下来的, 但国家财政计划拨给的经费毕竟有限, 因此几乎所有的钱都花到了政治最需要的竞技运动上, 高水平竞技体制得到了一个贫穷大国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营养。在20 世纪后期, 高水平竞技运动中隐含的高投资、高重复、高消耗、高淘汰的弊端尚未引起重视。体育界以为自己离经济建设中心尚远, 仅仅需要怎样去“适应”市场经济而已,缺乏被改革的危机感。我国经济变革的速度极快, 民营化趋势不可更改, 体育产业最终要由市场调控, 最终要民营化。体育管理部门如果真正地管办分离, 将不能直接花钱和挣钱, 经费使用的方式会发生改变。体育彩票的问题不断且销售逐年下降, 如果国家改变彩票销售方式, 对体育的投资将减少。今后将按照国家的产业划分规定, 把体育纳入到文化娱乐中, 遵循文化娱乐业的特殊运作模式走向社会。今后作为公共物品必须由国家负担的部分, 将更注重投入产出, 紧缩高消耗项目, 集中力量发展国民喜爱的一简政、放权、公开化, 即缩小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范围, 确定合理的管制边界, 让政府从体育经济活动中退出, 推动体育产业的民营化进程, 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来调节。譬如对所谓的“奥运经济”, 体育管理部门几乎插不上手。奥运会到底会带来多少经济效益, 心中无数。中国体育可以造就朝阳产业, 只是曙光尚远。
体育和经济的关系往往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正确区分公益性体育事业单位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 是体育改革创新的重要前提。它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前者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 以社会效益为主要衡量标准, 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但并不排斥经营, 也可以获利, 有的还可以获得巨额盈利, 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其主要业务目标, 后者追求利润最大化, 盈利是其惟一目标； 前者有严格的准入条件, 后者的进出由市场和法律调节, 公平竞争； 前者不拥有完整意义上的法人财产权, 后者则是独立的法人, 享有完全意义上的财产权。文化部门经过这样的区分后, 改革的进展加速, 这对体育没有启迪吗长远看, 政府对日益发展的体育活动财政支持毕竟有限, 在市场体制下的新型政府也逐渐遵循公共财政支出的成本收益核算原则, 将把资金投入更能创造收益及更需要扶持的领域。一旦政府减少体育事业开支, 体育发展就会因缺乏强有力的推动力而出现下滑势头, 缺乏激励的体制性障碍从而暴露无疑。行政机构与企业在体育经营中矛盾重重, 阻碍体育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企业在进入体育领域后势必与政府管办角色发生利益冲突的传
最后, 是文化方面的问题:
中国体育缺文化, 这已不是一个新问题。拥有竞技世界冠军的数量是一个国家体育强盛与否的标志, 这是传统体制遗留下的判断准则。当体育休闲娱乐的需求开始进入千家万户, 体育事业的规划者们必须认识到, 专业竞技赛事不再是体育与人们生活的唯一交叉点, 人们热衷于追求极限与胜利的竞技比赛, 更需要健身的体育、休闲的体育和充满乐趣的体育。专业竞技和大众体育并非隶属于同一体系之下的两个子系统, 而是“从本质上有区别的两类文化活动” 遵循各自不同的运行规律, 应该拥有属于各自的发展道路。在调整后的国家行业分类中, 体育被归入文化产业,原属于体育的所谓“娱乐体育”、“休闲、健身体育活动”, 被划入文化产业之中的“休闲健身娱乐服务”行业, 与特指专业竞技运动的体育行业分离, 成为与体育并列的分类。这也正预示了我国体育回归文化本位的未来走势。体育体制更应尽早应变, 以适应这一发展趋势。过去我们习惯用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的成绩来评价一个地区的体育工作, 结果经济较落后地区的优秀运动员都跑到沿海地区, 使整个西部地区的体育管理部门束手无策。对大众体育作为“软任务”而放任自流、把学校体育扔给教育部门、在体育产业中无视核心技术和行业标准, 这都是没有认真把体育当文化来对待的结果。因此, 需要建立一套把体育视为文化的评估标准和评价体系。面对日益临近的北京奥运会, 我们要办成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并留下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 需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但是, 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还看不出北京奥运会是否具有浓郁的东方文明特色。但愿不要让“人文奥运”沦 为空洞的口号。 :thumbsup: 很笼统，很文化，很领导，很理论。 中国决不接受将奥运会与政治挂钩。 我看体育要经过一次大震荡才能改！ 整个中国得政治体制都需要经历改革，更别说体育了，大环境的体制不改，其他地方改那是杯水车薪 关键谁来改？现在大部分需要改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改革不是说说而已。看看政府机构改革，越改越多，越改越臃肿，就能想到体育改革的前途！！！ 一篇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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