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幼光：回忆父亲熊十力的二三事
熊幼光：回忆父亲熊十力的二三事回忆父亲熊十力的二三事
熊幼光 摘自《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钱理群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第1版
[color=Navy]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冈人。1922—1937年在北大任教，1947年重返北大，1958年正式离开。本文作者为其女。[/color]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冈人，字子真，原名继智，又名定中、升恒，晚年自称漆圆老人、逸翁，辛亥革命志士，现代著名学者，原北京大学教授，二、 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大学百年历史，无数知名的学者在这块沃土中生根成长。他们一生中的数个环节都与这闪光的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父亲就是如此。
1922年，父亲经梁漱溟先生推荐，由蔡元培校长聘入北大，执教《唯识学》，为专任讲师。此间，他还著书立说，不断更新。后又著《新唯识论》。由于不断创新和提高，他的课程和著作很受欢迎。此后，长期在北大教书育人，直至1958年离开北大，他与北大有三十六年的不解之缘。从勤学到奔走革命 父亲自幼家贫，随父就读于乡村。由于其父早逝，未能读多少书。但他好学，边牧牛、边读书，养成了一生勤学好读的好习惯。不论古今中外的著作，读之甚多。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熊先生通过对翻译本子的研讨，比一般留学生更理解西方哲学。” 他是辛亥革命志士。1902年入新军武昌凯字营当兵，抽空自学。复由行伍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学堂仁字斋。学堂规定操课在校、就寝在营，因之与各营士兵接触频繁，学堂遂成为革命思想的交流场所。他曾书写批评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的文章，在学堂布告栏张贴，险被惩处。
1906年春，经何自新介绍，加入革命党团日知会，并发起成立、主持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宣传反清，极力主张乘机起事，奔走军中，甚为得力。此时，他结识了董必武、王汉、居正、张难先等人。是年秋积极响应湖南萍浏沣起义，事败后被鄂军统制张彪悬赏五百金通缉。幸得友人暗通信息，先期辗转施南诸山，事缓后潜回黄冈隐居。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先在家乡参加光复黄州活动，任秘书，后赴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参谋。1913年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离汉赴江西德安，攻读古文和西方哲学。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掀起护法运动，他由江西到湖南投入民军，参加护法战争。旋赴广州，入护法军政府，佐孙中山幕。
弃政向学初识蔡校长
护法失败后，因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与他当初参加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的理想反差甚大，颇觉失望，认为没有促进道德进化，失去了民族固有精神，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决意弃政向学，不再与党人政客往还，研读儒佛，以增进国民道德为己任。他认为中国之乱，不仅仅在于军阀、官僚作怪，同时也在于众昏无知，在于传统道德价值的失序，而从学可以自守节操，清正廉洁，安立身心，保持良知和己任。由此开始了由民主革命战士向爱国学者的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17年蔡元培校长创进德会于北大，父亲闻之十分向往，远道贻书赞助进德会，极声应气求之雅，遂与蔡元培先生结文字交。1917年赴天津，在南开学校执教国文。 1918年《子真心书》整理成集出版，蔡先生为之作序。蔡先生的奖掖提携，为父亲走上著述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1919年，梁漱溟先生之《究元决疑论》发表于《东方杂志》。父亲曾致书梁先生说，你的文章我已拜读其中骂我的话不错，希望有机会晤谈。事起于父亲民初在梁任公主编的《庸言》上发表过指斥佛家的札记，其中说到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梁先生的《究元决疑论》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并指名批评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云云。故这年暑假，遂从津至北京，两人当面探讨佛学，从而结交成半个世纪的终身挚友。
求教欧阳大师
1920年，梁先生访问南京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大师求教，并介绍父亲入院学习。内院弟子中，仅父亲最为贫穷，不为人重视。欧阳竟无大师听说蔡元培先生为他印书，向他索稿，看过他的学佛笔记后，禁不住连声称赞。他在欧阳门下，深叩内典，专攻法相唯识学，初宗护法说草成《唯识学概论》，并阅读了朱子、程颐、王船山、康有为的著作。首次发表五篇随笔，对儒、释、道、耶及汉宋诸学都有了初步的比较和研究。此后三年中，他发愤读书，钻研经学、子学、佛学和西方哲学。于内学院学习佛学两年，接受了严格的理性思辨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的基础。
当时在内学院的同学，有欧阳大师的大弟子吕徽（号秋逸）、汤用彤、陈铭枢等。
执教北大讲授唯识学
1920年上半年，父亲在南开收到蔡元培寄赠的《中国文学史》，致函讨论。他请蔡先生注意引导的问题：第一，今日优秀人才多办杂志，以东鳞西爪之学鼓舞青年，对于想法之学术不能澄思渺虑、系统研究，长此不改，将永远有绝学之虑；第二，对欧化主义提出批评，提出然诚欲输入欧化也，则必取法于隋唐古德。
1922年经梁漱溟先生推荐，欧阳先生同意，父亲受蔡元培校长聘执教北大讲授唯识学，由此开始了在北大的教学与学术生涯。
由于蔡元培先生十分看重父亲的才气，聘他为主讲唯识学的专任讲师。1922年就与梁先生一起住在地安门吉安所，同住者还有当时北大的学生陈亚三、黄艮庸、朱谦之、王显殊等。 在北大父亲与梁任公晤谈，居北海“快彐堂”松坡图书馆读书，都是林宰平先生的安排。他曾说：“余与宰平交最笃，知宰平者宜无过于余；知余者，宜无过宰平……”又说，关于《新论》的重大问题，“常与友人闽侯林宰平志钧时相攻诘，使余不得轻易放过，其益我为不浅矣”。父亲因不满佛家性寂、因缘、轮回之说，以为佛法不可为人生之正向，遂弃毁夙作，背弃师说，由佛归儒，决心自创新说，欲直书己见。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如鱼得水，逐步走上了自成一家的道路。 他在北大讲授法相唯识之学，《唯识学概论》1923年重新整理、撰著，是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部为之印刷（署名熊子真），140页，分二部，甲部境论，乙部量论。
1924年，他更名熊十力，取自佛典中赞诵佛祖释迦牟尼的话，沈约《内典序》也有“兴度之业既深，十力之功自远”之说。
1925年，从秋到冬，为讲因明学（古印度逻辑学），埋头攻读、删注窥基的《因明人正理论》。次年，他的《因明大疏删注》由北大印成讲义，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同年，第二种《唯识学概论》印行，他由佛归儒，自创《新维识论》。父亲因写《新论》用功过度，大病一场，夜半大咳，不能执笔。遂回鄂休养，后到中央大学。1931年，住杭州西湖广化寺休养。蔡先生来浙时亲临杭州看望，关注他新论出版并仍在北大列名，每月发薪200元。他对蔡先生首次提出，欲办哲学研究所。此时，北大学生党员张立民（家鼎）与共产党失去联系，亦藏在他身边数年。
1930年，《唯识论》印本作者题署“黄冈熊十力造”，此“造”在印度被尊为菩萨的人方可用。在论战中创新 1932年9月，经过十年的刻苦钻研，《新唯识论》终于出版，马一浮先生评价很高，并为他作序。他开始创造了积极入进、体用如一、易简综合、创化不息的哲学。但是欧阳大师对他的新论不以为然，1932年12月，佛学界人士与熊十力展开论战。刘定权出面撰《破新唯识论》，欧阳大师亲自作序驳斥熊十力的观点。父亲抓紧时间应战，1932年2月，《破破新唯识论》又由北大出版部出版。这一回合来往之快，从《新唯识论》出版算起，也就5个月时间。
1932年，张东荪先生为《新论》出版，作《金缕曲》赠父亲：
熊子今传矣。制新论，融通空有，直阐本体。譬似众沤同归海，一切随消随起。正翕辟，生生不已。唯识旧师须修改，会连山，方见功能理。儒与释，究何异。
年来我亦求诸己。检吾躬，屏除习气，幸余有几？只愧二三相知者，世论悠悠安计？养活泼自家心地。永忆获麟千戴叹，愿天长，此义无终闷。初读罢，杂悲喜。
因为这次论战，虽然从此师生不相往来，而父亲对欧阳大师的尊重和敬意一如既往。他常说：“宜黄一代大师，气魄甚伟，秋逸为学缜密，素履冲谵”，“吾爱吾师，尤爱真理”。欧阳先生在四川江津病危，他听说后，遂前往江津内学院探望，希见老师最后一面。时内学院同仁认为老师垂危，怕见面情绪激动受到刺激反而不好，没有让他与大师作最后的诀别，很是遗憾。
抗战不忘民族精神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父亲赶赴上海力劝老友陈铭枢率军抗战，并同陈铭枢与家人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是历史的见证，一直收藏在我身边。
1935年，华北危机，当时在北平的父亲忧心如焚。一天，他在邓高镜先生家，批评胡适不出来讲话，遂与邓先生昆仲相商，写信与汤锡予（用彤），联名敦请胡适，要他公开反对《何梅协定》。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父亲于7月8日乘运煤火车逃离北平返回武汉，因种种原因未随北大南迁。在日军大轰炸后，国民政府已搬迁撤退，父亲遂于1938年春，携母亲及我妹再光入川。先住重庆壁山中学，后迁来凤驿，继续研究学术，给邓子琴、钱学熙、刘公纯等讲民族精神、种源及通史，自信日本人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是夏整理出《中国历史讲话》，约六万言。同时，作有《中国历史纲要》，与老友居正、方东美交往。
1939年夏，应马一浮先生之约去复性书院讲学。后遭日寇轰炸，积稿尽焚，衣物全毁，左腿被炸伤。悲愤有余，逐返回来凤驿，和梁先生及他的学生们一起，住在西寿寺的破庙中。
在勉仁书院著述
1941年，梁先生成功地创建了勉仁书院和勉仁中学。书院地处重庆北碚，背负缙云山，面对嘉陵江，行走不远就是出名的北温泉。这里风景极佳、环境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
梁先生邀父亲住到书院，此处交通方便，一些学人和老朋友们经常来往，如贺麟、何鲁、郭沫若、居正、张难先、任继愈等。
梁先生经常为国是奔走，而父亲倒成为常驻书院的代表，为在此处学习的张德君、周通旦、牟宗三等人讲哲学。在勉仁办学的还有他们的学生张知、陈亚三、黄艮庸、云颂天等，大家经常组织学术讨论，父亲在此心情非常愉快。
[[i] 本帖最后由 上善若水 于 2007-12-27 09:34 PM 编辑 [/i]] 我因外子赴美留学，1943年也到父亲身边，照顾他们的生活。我父母亲非常疼爱我的孩子，我和勉仁诸位师长也相处甚好。直到抗战胜利后，因我母亲思母心切，故陪她先行返汉看望我外婆，父亲一人留在北碚。
1943年，郭沫若到书院看父亲，并书“愿吾夫子，永恒康健，爱国讲学、领袖群论”一笺相赠，还向父亲介绍周恩来，说周恩来先生为忠厚长者，要来看望父亲。父亲很感动，后来去重庆市区看望了周恩来。
北大转移到昆明之后，他虽在四川，仍由北大发放工资。1943年，北大聘他为文学院教授，同时教育部聘他为部聘教授，这是对他德与才的肯定。抗战时期他虽未到北大，但是一日也未空闲，完成了《中国历史讲话》，同时，改写了《新唯识论》话体文本，《十力语要》卷二亦成书。
推动哲学研究自强不息
抗战八年，生活很不安定，物价飞涨，大后方也是民不聊生，艰难度日。但是，父亲没有一日不讲学，没有一日不修改他的《新唯识论》，从不灰心丧气。休息时还常常对着山谷高声呼喊，四面回响，似催人奋进，保持一种勇猛精进、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
抗战时期他埋头写作，不求名利。他平生有个梦想，就是创办一个民间哲学研究所。1946年春，蒋介石令陶希圣转告湖北省主席万耀煌送他100万元法币，给他建立哲学研究所，父亲却当场退回。来人说回去不好交代，他答：“这不干你的事，熊某对抗战既无寸功，愧不敢当。”
是年6月，徐复观将父亲所著《读经示要》呈送蒋介石。蒋令何应钦拨款法币200万元，资助他办研究所，他再次拒绝馈赠，并深责徐复观。据徐回忆：“先生的大节首先表现于他的民族思想，他对国民政府的误会颇深。为蒋公馈赠200万元一事，先生深责我的鲁莽后，将此转赠流徙于四川江津的内学院，即是这种感情的反应。他对抗战一事则忠诚拥护，历艰茹苦，绝无怨言。”
父亲不接受当局的馈赠，以防有损他独立的人格，创办研究所的梦想一直难圆。因他不愿办学带有政治色彩，为此放弃了哲学研究所的筹建。当时蒋介石召见了不少著名学者，父亲也名列其中，他却借故婉谢不予应召。抗战时期，陈诚任湖北省主席时，每年春节都送鄂省知名人士“过年费”，父亲也从不收取。父亲虽然早年脱离军政，但辛亥之事终身不忘。1946年春，回汉时，曾向鄂省议会建议为刘静庵、王汉、何自新等辛亥革命烈士建立新祠，以慰忠魂。虽获通过，惜未实行。
重返北京大学
1947年，父亲重返睽违近十年之北京大学。是年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他撰文《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年并为林宰平祝暇》。
1948年，他住在广州黄艮庸先生家。1949年，经毛泽东同意，董必武和郭沫若联名电邀他北上。他路过武汉，当时林彪、李先念主持中南工作，设宴招待。到北京后，郭沫若建议安排他到社科院做学术研究，他还是要求回到北京大学，申明他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但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观点，希望继续从事他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党和国家领导没有勉强他改弦更张，还拨出专款，帮助他出版了多种著作。在北大的三十六年，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关键重要的阶段，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对儒家学说观念的研究有建树、有创新、著作颇丰，培养成才成名的学生也很多。他本人也自学成才，由一名普通的讲师成长为中国知名的教授和哲学家。因此，他对北大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没有北大，也就没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没有蔡孑民（元培）先生知遇之恩，也不会有熊十力。他始终对蔡先生非常尊重、敬仰。
1950年，他曾致函毛主席，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恢复南京内学院、浙江智林图书馆和勉仁书院；对三所民间机构，请中央或地方政府资助。毛泽东于6月12日回函：“十力先生：四月九日长函读悉，谨致谢意。”后还派人前往关照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经毛主席特别批准，田汉五十年代出访印度时，带上他的《原儒》等著作，作为学术交流之用。
移居上海继续著作
父亲于1954年移住上海，但每次到京赴政协会议，董老、陈毅等必定亲自看望，并鼓励他继续著作。在会议期间，他有机会与多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学生叙旧，心情十分高兴。
1962年，董老赠他条幅：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粗率毋安排。此乃傅青主论书法。十力我兄正字 弟董必武
陈毅、郭沫若等也去拜访和宴请他，鼓励他写书著述，帮助解决出版的问题。他的心情十分舒畅，在解放后的十多年中，写出了《体用论》、《原儒》、《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还写了“记陈营长癸丑德安就义事”，纪念陈傅平反袁事迹，又作《存斋随笔》八万言。1964年始著《先世述要》，但未完成。
1964年，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聆听周恩来总理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在宾馆认真研读，尤其对《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一段独有发挥，写下了心得，请董老转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郭沫若。他们阅后甚为称赞，毛主席要周总理送他线装大字本《毛泽东选集》一套和一些马列著作。
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触及到他，在知识分子中这是罕见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原来喜欢论学交友之人，很少有人登门往来，老人感到孤独。他曾对杨玉清说：“先还有些学生来谈谈问题，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
1966年，“文革”爆发，父亲身心俱受摧残，淮海中路住宅被造反派占据，不得不回青云路与家人同住，深感“道之将废也，文不再兹乎”，心境悲凉，以求速去。1968年5月，因肺炎辞世。
父亲晚年曾作诗一首录如下：
万物皆舍故，吾生何久住；志业半不就，天地留亏虚；亏虚复何为，岂不待后人；后顾亦茫茫，嗟尔独自伤；待之以无待，悠悠任天常；噫予犹御风，伊芒我亦芒。
只知授课讲学问
知名学者任继愈先生，曾在《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一文中，回忆道：
记得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时，听高年级的同学们介绍，北大的老师们唯一一位在家里上课的，就是熊先生。比我高两届的同学说，他们听熊先生的课，还是在红楼，到了我们这届就不在教室上课了，因为他受不了上课时间的约束，认为听者得不到实际的益处。记得他写给选他课的同学的一封信中有“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益处”的话，这封信贴在哲学系办公室很长时间。熊先生冬天室内从不生炉火，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熊先生讲的课是两个学分，但他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不下三四个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画画，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有一次和张东荪谈哲学，张坐在他面前，也成了学生，一巴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抗战时期听郑昕先生说他在天津南开求学时，听熊先生讲课，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点到场，找一个离老师远一点的地方坐下。我才知道，熊先生这种讲课方式由来已久。
任继愈先生又说：“熊十力先生自从1922年到北大，一直是一个月支120元的专任讲师，不会迎合俯仰，只知道做自己的学问，直到七七事变离开北平为止，从不参加系里的开学、毕业、迎新送旧的活动。他这个讲师，在任何教授的面前屹然而立。不论什么人来访问，他从不和人谈天气，一谈起话就是讲学问，除了学生们请教外，常和他来往的有汤用彤、蒙文通、贺麟、张东荪、张申府、冯文炳等。”为人胸怀坦荡 任继愈先生说：“二、三十年代，熊先生与张东荪、张申府等人反复论学，彼此并不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抗战时期，在重庆有不少达官显贵来访，他也是从不回访，一见面就谈他的体用不二的道理，不论什么人只要常到他处，听他讲学，不知不觉就成了他的学生。他有一种气势，或者说是一种境界，能把来访的人摄服。”“他为人胸怀坦荡，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对朋友真诚，对学生亲如家人。但学问上要是有错误，也不客气的指出，从不敷衍，说客气话，有问必答，甚至问一答十。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虚而往、实而归的感觉。和熊先生相处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热烤人，离开了，又使人思念难以忘怀。”
徐复观说：“熊先生对人的态度，不仅他自己无一毫人情世故，盖以他自己的人格的全力量，直接薄迫于对方，使对方的人情世故，亦皆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不得不以自己的人格与熊先生的人格，直接照面。因而得到激昂感奋，开启出生命的新机。所以许多负大名士学者，并没有真正的学生，而熊先生倒有，其原因就在于此。”
1954年10月24日，父亲在什刹海，为他当年的北大学生张中行写下：
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甲午十月廿四日，于北京十刹海寓写此 漆园老人张中行先生一直珍藏这一幅字。前几年在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中，他还专门述说了老师的这次教诲。坚持信念讲真话
1953年，梁先生遭到批判，1957年一些友人、弟子被错划为右派，父亲都及时致函中央，为被批斗者讲话。这些申说，被认为是“书生之见”。
王元化先生说：“见到他就觉得他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亲和力。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冗，但我相信它。”真的，他知道王先生的情况和处境后，对他十分同情，总是热情接待，往复论学。
他在《甲午存稿》和《谈百家争鸣》诸文中，再次强调马列主义宜中国化，主张培养中西兼顾、马列主义与中国古典兼通之才，并指出“哲学宜注重中国固有精神遗产与东方先哲学术思想之研究，外学长处不可不竭力吸收，国学有长亦未忽而不究”。
他在五十年代初，致函毛泽东，议“大乱之后要治，宜当以治为主”。1958年，大跃进时，吃饭不要钱，粮食浪费严重，他写信给家乡亲人，嘱他们把糙米和糠留下来，以备荒年。三年困难时期，他向统战部要求减薪，与中央共渡难关。
交友无分少长贵贱
他在1950年到京后，结识了齐白石，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他的书法很少有人称赞，独齐白石认为妙不可言，说他的字古朴雅健，自有风趣。他曾写一文为齐白石祝寿，齐白石很佩服其文采，请他为齐母写祭文。齐白石为此送他一幅题为“老少牛”的画。
齐白石曾去看他，他说不敢当，但齐一定要来。他不得不准备了一点菜，请齐白石吃饭。见齐下车时，裤带挂着一串钥匙，便说，我们这大年纪的人，何必还要管家。齐答，小孩子不争气，非自己管不可。
1930年，父亲请北大同事、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单朴庵先生介绍与马一浮先生相识。单颇为难，因马一浮闭门不出，轻易不与外人交往。他将自己的文稿寄给马先生，半月后马一浮先生竟登门拜访，表示因要读完文章发表意见，所以推迟见面。父亲大喜过望，此后二人商榷疑义，相交莫逆。
他与马一浮先生交往，中间虽然有学问上的分歧，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超过了一般的朋友。1953年他70岁生日，马先生写了一个贺寿条幅：
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须千岁后，生朝常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在，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马一浮祝友人熊十力先生七十寿辰七律
父亲还用钢笔给杨玉清写下：
悬解见庄子，悬者，玄也。此谓《新论》，生老历正初。权教，佛家名词。权者，权宜应机。《新论》宗大易，不反科学，不反知。以佛家出世说衡之，则《新论》为权教也。世谛亦名为俗谛，亦佛学名词，凡世间所认为现实者，曰世谛。
三十多年，历经动乱，杨先生竟然把这几片小纸保存了下来。这些珍贵的画和诗，都是传世之作。还有毛泽东主席给他的信，后来都不知落至何处，至今没有出现，非常遗憾。1965年5月20日，父亲在哀悼老友知交陈铭枢去世时，写道：“其一生言动大概胡胡涂涂，遇事可能冲动，而实无多留恋。与人无少长贵贱，一律以自然待之，无城府、无分别。无道理的后生随便尔汝之，他亦无所觉。其来似有因，其去极自然。吾不能不伤感，而又不必伤感也……”其实，父亲待人，也正是“与人无少长贵贱，一律以自然待之，无城府、无分别”。他的学生高赞非、韩裕文，在抗战时期的深山古寺中，跟随他学习了一两年。他对二人都非常喜爱，后来高参加了革命。韩为人笃实，学问朴实，对中国理学和西方古典哲学都有很深厚的基础。后来，因为生活无法维持，不得不离开。1947年，韩赴美留学，因肺癌不治，半年后身亡。父亲说如假以天年，韩成就必有可观，十分伤痛。 生活节俭父亲一生坎坷，生活极为节俭。一生写作从不讲究文具，随手拈秃笔，任何废纸都可以使用。终身布鞋、布袜，大都是我母亲缝制，经常是补丁摞补丁。每次到京开会，我总要为他补衣服。他对营养还是很在意的，抗战时，在北碚家里养了一大群鸡，供他食用。在北京什刹海，冬天就煮玉米面糊，也不嫌弃，同样当餐。每天定时吃饭，定时锻炼。也许是他早年当兵经过训练，步行很快，一般青年人都很少能够赶得上。他有时为一点小事要发脾气骂人，事后却深自谴责，胸中不存丝毫芥蒂。
他极少享用各类奇珍异果，在杭州居住时，有人送他一些罐头食品，他也认为对人有害，不仅不吃，还要张立民的夫人扔到西湖中去。结果，不仅罐头被众人分食，张夫人还要他报销了“船资”，也为众人所用。
由于我祖父去世过早，兄弟姐妹十人，家无立锥之地。但他手足情深，1913年，他领到3000多银元的退役费，全部交给了我的大伯父，在江西德安的芦塘买田造屋。芦塘面临博阳河，绿杨系舟，背靠敷阳山，白云出岫，风光十分幽美。他定居芦塘后，豪情满腹，发愤读书。后来，因造访的人太多，不能静心求学，便到附近一个深山古寺苦读。大约两年，完成了《子真心书》，之后离开江西，期间，我母亲也只短暂地住了两次，就由我舅父接回外婆家，我们一直依靠亲戚生活。
北伐期间，父亲和林宰平先生相约不出山。他推荐我姨夫王孟荪（北大毕业）回鄂工作，姨夫是学经济的，就由张难先伯伯聘用，先是在财政厅工作，不久就去筹建鄂省银行，曾任副行长、省总行总经理。二十年没有离开，解放后还在中南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1958年退休。姨夫到汉口后就接我从农村出来上学，随后母亲、弟弟也到达汉口。父亲寒暑假回家，也一起住在姨夫家。
父亲因要研究学问，不愿受家室之累，基本不带家属，但是他对侄子很好，曾教养了我大伯、四叔、五叔之子，他们先后到了北平，又回汉口，因为跟不上学业，只好回到江西。
抗战期间，1944年春在北碚时，适逢父亲六十大寿，勉仁诸君黄艮庸、陈亚三、张?知等多人为他祝寿，并从山下请来了摄影师，但是他却闭门不出而大哭，说他兄弟子侄均在江西沦陷区，没有带他们出来，对不起祖先，足见他的胸怀。 1959年，我送他返沪，见到他的床单完全破了，就买了一条新床单。过了十年他去世后，我到上海见到那条床单，还完好保存，没有舍得使用。
由于他专心学问，对现代交通、电力等不了解，多闹笑话，有时却又认真到非同寻常。寄信是走水路，就要人到江边邮局去交寄；而凡是要寄往铁路沿线的邮件，一定要送到火车站去邮寄。乍听之下，似乎可笑，但是有时确实可以提前赶上邮寄班次。他生平不会花钱，自己也不会购物。他手中藏书很少，但他看的书却也不少，好像真如人们所说，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平时与人高谈阔论，但写作起来就默不作声，不再理人。桌上一笔一纸，凭着自己的思路，一泻千里。著名的“闲谈不超过三分钟”，就是他贴在上海寓所中的，话剧《陈毅市长》中引用了这个典故。
父亲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他那种不媚俗、疾恶如仇、刻苦钻研、待人以诚的精神和品格，感染了很多人，也给我们子女以终身的教育。赘 言在海峡两岸，众多学者在继续研究和弘扬父亲等大师们开创的新儒学。
武汉大学的郭齐勇先生，早在1994年《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中就写道：熊十力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是一位特立独行、无所依傍的怪杰。
父亲刻苦钻研，勇于创新，自成一家。《中国大百科全书》和1967年美国《哲学百科全书》、1968年《大英百科全书》，都列有父亲的条目。
年轻的作家也没有忘记熊十力， 2000年9月，陈丹燕在《上海的红颜遗事》中，就写道：“一栋棕红色的大楼，脾气古怪的熊十力就住在那里，这个新儒学大师正在上海写他的重要著作《原儒》，他曾经寄希望于新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国学的保护，会像爱护劳动人民的生活一样。不过，那时，他已经意识到，他的著作是会用做批判旧学的材料，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不会接受他的哲学，不会喜欢他的哲学，他已经知道，他的学问无人可传了。可是，他还是忍不住要写。”“就在那个暮春，就在离音乐学院仅仅几个街口的地方，熊十力在他的纸上，纸条上，裤子上甚至袜子上，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自己的悲愤。”他的选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他出版社和中国台湾、日本也有多种有关他的研究著作出版。2001年8月，以萧諲父为主编、郭齐勇为副主编的《熊十力全集》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熊幼光亲撰，时年九十一岁)
参考书目政协湖北黄冈委员会编：《回忆熊十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郭齐勇：《熊十力舆中国传统文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日〕岛田虔次：《熊十力与新儒家哲学》，台湾开明书局1992年版。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宋志明：《熊十力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熊十力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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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帖最后由 上善若水 于 2007-12-27 09:35 PM 编辑 [/i]] 读熊十力札记
■王元化（著名学者）
熊十力先生是一代大哲、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他一生著述丰富，生前出版的著作单行本就有二十余种，除了以《新唯识论》为代表的阐发自己融摄儒释的哲学体系的著作以外，还包括早期的佛学著作、书信语录集、政治历史哲学、思想学术史方面的著作。熊先生生前陆续出版的著作单行本系列即命名为“十力丛书”。此次世纪文景公司与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熊先生著作系列，仍沿用“十力丛书”的旧名，以示为完成熊先生的夙愿。本次出版由熊先生的再传弟子、著名学者罗义俊先生担任学术指导，在此前各种版本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点校。并且得到了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的大力支持，王先生为丛书作了总序。此次出版将分批陆续全面推出熊著单行本，首批出版五种：《佛家名相通释》、《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韩非子评论与友人论张江陵》、《存斋随笔》。
一
一九六二年秋，我持韦卓民先生介绍信，往淮海中路二六八号拜见十力先生。去前，卓民先生嘱告：“近年来，十力先生谢客来访，他脾气古怪，不知见不见你。”当我走上公寓西侧一座黄色小楼，在十力先生门上看到贴着一张信笺，纸已褪色，字墨尚浓。大意说，本人年老体衰，请勿来访。其中说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十分具体，记得有面赤、气亏、虚火上延之类的话。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敲了几下门，开门的是一位六十上下的人。这就是当时正为他誊写《乾坤衍》的封先生。他把我延至客厅，即持介绍信入里间。等候了二三分钟，十力先生从隔壁走来。他的身材瘦弱，精神矍铄，双目奕奕有神，留有胡须，已全白，未蓄发，平顶头，穿的是老式裤褂。我表示了仰慕之意，他询问我在何处工作，读什么书等等。这天他的心情很好。他的态度柔和，言谈也极儒雅，声调甚至近于细弱。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很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我从未谈过自己的遭遇，他也从未询问过。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里得悉，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曾为之唏嘘。摘自一九九一年所写《熊十力二三事》
二
我是从我个人接触来谈自己的感受，我并不想以此推翻别人的说法，如说十力先生性格怪僻，脾气不好等等。平心生前就向我提到一些事，我想他说的是事实。十力先生自己也向我讲过，他在四川复性书院讲学时和马一浮发生的一次争吵，尽管他们是相契的朋友，马一浮还曾以蠲叟别号为他所撰的《佛家名相通释》签署，为《新唯识论》写序。十力先生师友弟子多称他性格狂放，意气自雄，认为他具有一种慑服人的气概。他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颇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这说法，据传他也曾经自称“熊十力菩萨”。他在论学时往往意气风发，情不自禁。有一次他与张东荪论学，谈得兴起，一掌拍在张的肩上，张逡巡后退。诸如此类传说，不一而足，使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羁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大概由于太平凡罢，很少为人述及。我以为不揭示这方面，就难以显示他的完整人格。
我经十力先生允诺后，几乎每周走访一次。他身上有些神秘的东西。他在著作中曾记述，民国六年，他自武昌赴荆襄，参与守军独立。事败，辗转军中，七年入粤。一日午睡，忽梦他的五弟继刚陈尸在床，他不禁抚遗体痛哭，醒而泪痕犹湿。后离军返乡，始知五弟确已去世。他认为梦是预兆休咎的，不能尽以变态心理去说明。我探访他不久，有一次，他很认真地给我看相，可能他把这当作识人的一种方法。我觉得他的神秘主义是和儒家思想有距离的。
我曾向他请教佛学，这时他已由佛入儒。在他起居室内，有三幅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一居中，从墙头直贴到天花板上，上书孔子之位。一在右，从墙头往下贴，上书阳明先生。一在左，也从墙头往下贴，上书船山先生。他听我要学佛学后说：“你学佛学做什么？现在没有人学这个了。”据我当时理解，他并不是非薄佛学，而是对我这种学不干时的态度有所感慨。但他是随和的，同意我向他请教，并约定用通信方式笔谈。摘自一九九一年所写《熊十力二三事》
三
十力先生在六十年代初，自称晚年已由佛入儒，对于阳明、船山二王之学，最为服膺。那时他的身体已很虚弱，他在写给我的一首诗中曾说到自己“衰来停著述，只此不无憾”。其实当时他并未停止写作。我每次去看他，都在他的书桌上见到一叠叠经过大量涂抹删改的稿纸。这就是后来由中国科学院影印出版的《乾坤衍》。我认识他以前，还在新华书店科技门市部见到正在发售的他的另一部著作《原儒》。这两部书都是研究儒学的。他的佛学著作是早年写的，解放后似乎并未重印过。依我的浅见，他可以算得上是“五四”后老一代佛学专家中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他和汤用彤先生交谊颇厚，两人都以佛学名家。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曾引十力先生就鸠摩罗什赠慧远偈所作的诠释。我不知道此文见于十力先生何书，曾请问过他。据他说，这段文字不是引自他的著作，而是应汤先生所请托，为汤先生所写的。从这件事来看，可见汤先生对他的佛学造诣是很器重的。摘自一九七九年所写《记熊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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