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经典：《伟大的书》
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西方世界里任何伟大的书的人，怎么能称得上是受过教育的呢？1990年的某一天，《纽约》杂志电影专栏作家大卫·丹比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为了一个只读新闻、时事书籍以及各种杂文的人了。他对此有点气愤，开始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离生命的本来意义越来越遥远。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回到了60年代读书的哥伦比亚大学，重新研读了在西方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著作。
从最早的荷马史诗到亚里士多德，再到卢梭尼采乃至现代的西蒙·波伏娃和伍尔芙……这是哥大的"核心课程"，它"显示了校方对于西方传统的极度推崇，它的目的再明确不过了--不管这些18岁的学生以后干什么，做什么工作，他们都不该没有这一传统的筑防。这些书是一些最直接的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教养的一部分。"
48岁的大卫·丹比用"激动人心"来形容这一年的经历，并把这一年的读书心得汇成了一本《伟大的书--我与西方不朽作家的历险记》。这个已经定型的中年男人似乎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来源于那些伟大的传统。他在几千年以来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心灵之间漫步，并试图寻找人生最本质问题的答案。
大卫·丹比的经验，让我在晚间的自习教室里坐立不安。有多少次，我觉得自己似乎被拉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和那些遥远的人进行某种神秘而深刻的沟通。有时甚至感觉到自己被脱得精光，赤裸裸地呈现在某些伟大的信念面前。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作为人类，我们肯定存在有一种普遍的情感，它触及我灵魂深处的需求。
这种需求在日益喧嚣的今天非常突出。象大多数学生一样，阅读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这个资讯泛滥的年代，我们总怕错过什么，于是不停地和那些流行的、有用的文字打交道。我们希望自己的头脑充实，可以去面对各种挑战，可以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在这种繁忙、几乎是惯性的追逐中，却疏远了自己的心灵。对于未来，对于自己的生活，会觉得迷惘。或者突然在某一个时刻，对于自己的生活意义产生严重的质疑。
我想，这一切似乎与我缺乏这方面的教育有关。从小学到中学，我忙于成为一个大学生。而进了大学，我又在忙着应付各种课程，或者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材。我们的课程里缺乏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我们的人生意义先是被强行地与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当这种大而空的话语变成一种谁都明了的滑稽之后，我们就变得茫然无措甚至玩世不恭。
在大学教育中，我们的灵魂是被忽视的。大学缺乏基本的人文精神。直率的何清涟曾说，高等教育已经沦为一种技术教育和工具教育，一些针对就业开展的训练。它根本忽视了综合教育，尤其是忽视了人文的教育……而人文教育意味着什么？斯坦福大学校长有着极美妙的阐述："人文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它赋予社会、世界以方向，目的和意义。"如何获得我们这种最深刻的需要呢？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是一位以此著名的教育家。这位雄心勃勃的大学校长目睹了本世纪三十年代，众多美国大学开设五花八门以适应社会需求的课程，而气愤不已。他认为教育不应该去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而是要努力寻找一种永恒的价值观念。因此，从1929年起，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推行名著教育计划。并在1952年，编著了《西方名著从书》，收录了从荷马到弗洛伊德的443部经典著作，被誉为"人类心灵的一大成就"。赫斯钦固执地认为，大学课程之间，应当有一种基本观念的共同基础。学生应该学习那些具有永恒精神的西方伟大著作，它们代表了人类的理智精神，是人类的最高遗产。赫斯钦曾说："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西方世界里任何伟大的书的人，怎能称得上是受过教育的呢？"在现代科技的高速压力下，永恒主义教育还是遭到了挫败。克拉克·克尔在1963年的名著《大学的功用》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大学教育的这种"自以为是"，他极力倡导大学应该成为新科技的服务中心。但是，经过混乱的60年代的洗刷，这种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迅速暴露出了它的弊病。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在轰动一时的著作《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大声地质疑着当代美国学院中的各种流行思潮，他认为若要摆脱当代混乱的思想状态，必须回到源头，让学生重新阅读从苏格拉底到卢梭等人的著作，他们必须从中寻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他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地写道："在人们重温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将使人置身于无限蕴藏的本质之中。"中国学者吴宓也同样坚信这一点，他在30年代的清华大学开设了一门课《文学与人生》。他对自己课程的目的是：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更是一种严肃的精神活动。他试图用那些人类历史上永恒的经典著作来滋润学生的心灵。他说："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行为，也不是结果，而是如此行为的男女的精神和态度"，他注重"作家对于人生和宇宙的整体观念，而非他对特定人、事的判断"。吴宓在当时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坚信"治学的目的在于自身精神的完善，好的学者不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甚至不只是文史哲的通才，而是具备人生见识的智者"。
吴宓的努力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了千古绝唱。没有哪个大学会有这样的耐心来传授这样见效缓慢的课程。更重要的是，没有哪个大学的学生会愿意接受这样的教育，他们必须匆忙的应付各种接踵而来的文化快餐训练。
1998年《南方日报》在广州的数家著名高校进行读书调查，调查的范围包括广州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共发放了１０００份问卷，回收了８１９份，其中男、女生比例各半，９１％的受访对象是本科生，其余是研究生和专科生。５０％的被访者在"你读得最多的书"这栏中，填的是"教材"。４４％的被访者最爱读的是文学作品，而６９％的被访者在最不爱读的著作中，回答是哲学。１１．４％的学生，也是比例最大的一群，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书是《平凡的世界》，１１％的学生认为是《红楼梦》。
这两本书，我想对于大部分选择来讲，只是因为他们容易找到，而非真正喜欢。而这两本书的选择更暴露了他们狭窄的阅读取向。由于整个社会功利型的需求，使得大学摒弃了基本的内在需求，而去努力寻找一种外在的证明。他们可能会沉缅于一个漂亮的TOEFL成绩或者一张驾照，而不愿去读一本古希腊的哲学。在过于追求实用的同时，他们也让自己丧失了人的很多特性，他们缺乏精神上的浸染，更缺乏足够的趣味性。我常为这些受过十几年教育的人脸红，他们在人格上呈现出巨大的苍白，缺乏纵深的历史感，也没有对于人类丰富情感的好奇心和把握力，他们局限在一种肤浅的生存状态。
除了阅读经典，我们似乎找不出更好的补救办法。1997年，清华大学与复旦大学重又规定大学必读书，尽管在书目的选择上依旧存在争议，尽管我们还没有能力精确地选择出权威的"核心读物"。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所大学，她必须停止制造快餐与垃圾的短视行为。而作为一个试图拥有健全人格的学生，你必须了解生命的丰富比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更重要。 大一的时候,一位诗人朋友介绍我去读这本书.
这真是一本"伟大的书".
:) 吴宓在当时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坚信"治学的目的在于自身精神的完善，好的学者不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甚至不只是文史哲的通才，而是具备人生见识的智者"。
这就是我为什么从小力求打通文史哲的原因吧.
:) 如果柏拉图来到21世纪,会发现现代社会的"人类"是"没有灵魂的"人种… 让我们静悄悄的坐下来读书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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