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学术训练、学校
作者：袁津琥（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来源:学术批评网笔者对热衷于在各种网站上发帖子的各位先生总是充满了钦佩，就拿为学术批评网站撰稿的各位先生来说吧，写这类文章除了淘神费力外，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任何一个科研院所会把这些文章折算成相应的科研积分，也没有人会把它视作纯正的学术论文。那么是什么因素支撑大家写作呢？我想也就是那一份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吧。笔者经常对学生说：“将来你们要当学者，不要当学究。现在有些先生，研究语言可以和你谈龟甲，可以和你谈道藏大正藏，可以和你谈敦煌经卷等等。可是对当前社会的热点、学界的堕落、百姓的疾苦却漠不关心，这是典型的学究。这种人的学问做得再好，又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呢？”所以宋代陆九渊就对他的学生说：我就是一字不识，也够资格当你们的老师！清代顾炎武也说：“炎武学问谫陋，然胸中凛凛，绝无阉然媚世之习。”可见古人对学者操守的重视。
不过，说到学者，我们千万不要狭隘的理解成就是专指那些在名校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人。要成为学者当然要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可要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可不一定非要到学校。比如我们进入华东，坐到许纪霖先生讲课的教室，这叫接受学术训练。可假如我们有幸经常到许府亲聆教诲或者阅读根据许先生讲义整理出来的装帧精美内容更完善的大著，难道就不叫接受良好的学术训练吗？所以许先生在《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中说只有到名校才能接受良好学术训练的说法，我认为是不成立的。相反以前章太炎先生甚至说：学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操守，最好是在做学问之外，再掌握一项谋生之道，如行医之类，然后利用业余治学。否则当你研究的问题的结论，与学界主流观点不合时，你怎么办？按照章先生这个说法，那反而是学者应在民间了。章先生的观点可能有点偏激，却也不无道理。
就拿许纪霖先生说吧，在《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中就动辄张口一个“名校”，闭口一个“地方院校”，不自觉的严分此疆彼界，把自己学校和其他学校区别开来，甚至当大家对当前学界的一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发生分歧时，许先生也认为这些先生对他的批评可能是由于其中“个别词句客观上无意伤害了他们敏感的自尊”（见《不合理的应试教育为什么被合理化了？》原载《南方都市报》2004年10月25日）。笔者也是对许先生《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一文中的部分观点提出批评的人（《对许纪霖讲话的一点看法》，首发学术批评网10月25日），但这倒不是因为许文触动了我的敏感的神经。笔者东西南北之人，出生在天津，长在天津，嗣后随在石油部门工作的父母奔走四方，最后落脚四川。工作之后，当过地质工人、领导秘书、还下过岗、当过集团公司人事部经理、党支部书记、报社记者，2001年才正式进入地方院校，当上一名教师（需要强调的是我愿意大家把看成在某学校教书的人，而不是某学校的人）。如果动不动就对某个批评神经过敏，则早就成神经病了。
由此笔者想到当前我国高校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学者对所在学校存在着太强的依附性，学者直视自己的学校为衣食父母、再造爹娘。也难怪，学校对一个教师太重要了，它能给一个教师的东西太多了。同样是一所学校毕业，有的去了所谓名校，很快就能当上博导，经常还可飞机来飞机去，给其他地方院校传经送宝；而有的去了地方院校，却只能被别人传送，风尘仆仆奔走于各穷乡僻壤的函授站点，有时连饭也吃不饱。有的地方学校某方面科研力量颇强，却怎么也争不到一个硕士点；而同样还是那批人，在被另一所所谓名校挖去后，借重学校的虚名，马上就可轻而易举新增上一个硕士点。
而我们现实所谓名校大多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恐怕大多是行政意志的产物，没有一个是靠自己发展起来的吧。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解放前的清华、复旦，名校乎？地方学校乎？我想即或它们后来成为名校，当时刚组建时也绝对不能称做是名校吧。它们之所以成为名校，那是它们努力奋斗的结果。可解放后呢，有谁能给我将讲讲现在的所谓名校它是怎么就成一所普通院校成长为名校的呢？谁又能不能给我解释下为什么有的学校校名前可以享有特权冠上“中国”两字呢？在以前，有名校，却没有什么地方院校的说法，因此名校的教授到地方院校任教甚至降格当讲师的，都很正常。陈寅恪先生后来就去了岭南，最近看吴宓先生传记，吴宓先生既在清华当过实质上的国学院主任，也到过一些默默无闻的地方院校当过讲师什么的，人家是哈佛大学的硕士，可他也没觉得什么的。一所一般院校今天还门可罗雀，乏人问津，明天由于聘到的名教授多，一下又应者四集，俨然与名校分庭抗礼，后来就真得成为名校，也是再普遍也不过的事了。有竞争才有发展！而我们现在的高校之间却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高校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而是经常成为行政官员规划、设计的对象，一所学校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烙印，确定了血统，官学办不好，又限制私学，不准自学，结果反过来官学更办不好，只好动用行政力量，强行推销，比如要求某些行业研究生必须达到多少比例之类。由于这种人为的划分、僵化的机制，社会的偏见，使得一些学生为了就业不得不背离求学的宗旨热衷于换文凭，专科学校不好，换个名校本科文凭；本科文凭不如意，又再接着换个名校研究生文凭，所有这一切，难道不都是社会上某些人的歧视和不公正造成的吗？好学校固然好老师多，但不是该学校的每一个老师都出色，地方院校好老师少，但并是它的每一个老师都不好。否则何以解释一些老师今天还在地方院校教书，明天就被别的学校挖走开科取士呢？记得侯仁之先生曾说过，当年他在燕大求学的时候，他的老师洪业就对他说，按规定应把他送到哈佛深造，不过哈佛虽然是所好学校，但在历史地理这个方向却没有什么好老师。因此准备把他送到利物浦大学，因为选校不如择师，择师要择名师。而利大当时恰恰有位享誉地理学界的著名的教授。无独有偶，当年的山东大
学的殷孟伦先生也叫他的研究生到阿坝师专问学于余行达先生，因为余先生是赵少咸先生的高弟。再说不是还有个体差异吗？难道名校的每一个学生都比地方院校的强？经常有学生要求笔者把分数打得好看些，说：“某某学校毕业的学生基本都是80分以上”。我不由苦笑：这有什么可比性。前段时间，有个所谓名校的学生来求职，大谈他的学校和他的导师情况，我就和他说：“你们学校是所好学校，你的导师也是个名导师，但我更愿听下你谈谈你的情况。”
现实世界莘莘学子们近乎疯狂的考研、考托，难道不是我们长期以来一些教师、用人单位、新闻媒体等畸行引导的结果吗？作为学界的一分子，我们应该是停留于嘲笑孔乙己们呢还是同情他们，努力消除产生孔乙己们的社会根源呢？我经常和学生说：尊重文凭，迷信文凭，不是尊重知识的表现，相反是反科学的表现。不过为了你们将来计，只要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正还存在，没有建立平等的竞争关系，理性的选拔人才的机制，你们就得考研，还得考名校。我们老了，无所谓。你们还要生存啊。
清代文艺理论批评家刘熙载曾评价司马迁的文章说：“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处。至读者或谓之悲，或谓之愤，又可以自征器量焉。”当一个学者处处不忘自己的出处学校，一口一个名校，地方院校时，又如何“立身高处”，只自征其器量也。刘熙载又说王维的诗歌的好处在无世俗之病，“世俗之病，恃才骋学，好攀引，做身份之类，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界无世俗之病的文章太少。
2004年10月27日草于时过独学斋
摘自：[url]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5659&type=1001[/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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